学生与老师间不能是“剥削关系”
1992年出生的程晨是重庆邮电大学的研二学生，带来了《互联网数据取证与证据保全、还原系统》。他自嘲是“程序猿”，看似有些木讷的他，背后却有着一连串的故事。
“我以前在安徽皖西学院就读，大一的时候学的是物理学，后来转到了通信专业。”他说。在大二暑假，爱玩网游的程晨觉得做游戏非常有意思，找到重庆邮电大学跟着熊仕勇老师学习。
“我来了之后，才发现熊老师改了研究方向了，不做游戏改做证据保全了。”当时的程晨内心有点小失落，他还是硬着头皮从头开始学，逐渐对这个专业产生了兴趣。大四那年，他果断地选择考这所学校，之后就考取了熊老师的硕士研究生。
“在互联网出现侵权的时候，你会选择怎么办？”他自问自答介绍自己的项目，“你一定会选择截屏吧，但是这个到法院不一定能做证据，因为图片可以被更改。”他就跟着老师开发了这样一款软件，遇到侵权的时候，通过软件不仅能截图，同时IP地址和服务器的数据都能被截取下来，构成一套完整的证据。
前不久，内蒙古就遇到一起关于某明星歌曲的版权问题，当地的网信部门就使用这套软件，顺利地锁定证据。目前，他和导师开发的这套软件，成为国内第一款集移动端和PC端互联网线上取证系统。
在很多理工类院校，导师往往被研究生称为“老板”，老师与研究生之间的关系有些微妙，甚至有的研究生还会抱怨导师压榨学生的劳动。不过，在程晨看来，他非常幸运，学生与研究生之间的关系是师徒关系而非雇佣关系。
“我与老师在讨论业务的同时，他还会关心我谈恋爱的情况，经常问我钱够不够花。”在学习的过程中，他最高兴的时候就是学生能与老师一起吃饭，“一边喝酒一边与老师讨论人生和理想，这是最快乐的事情。”
有时候他会觉得有些累，不过在专业操作上，他感觉比单纯的理论学习要轻松。每个月，导师都会给他三四千元的劳务费，这让他觉得非常满意。
他说：“既能有报酬，还能学到东西，我觉得现在的生活过得很充实。”今年，因为他做了多个项目，还获得了重庆市“挑战杯”不错的成绩，得了国家级奖学金。
与他们一起参加比赛的还有孙佳琪和刘芷蕾，他们这一次带来的社会科学类的选题《大学生手机网络不当使用现状调查》。
“我们的选题是和两位指导老师一起吃火锅碰出来的。”大三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刘芷蕾笑着说。在她看来，只要认真地向老师请教，总有热心的老师会给他们各种各样的意见。在参加“挑战杯”的过程中，两位老师一直热心地给他们指导论文。目前，他们的论文成果还被一家中央媒体报道。
评价体系依然是大学生创新的“绊脚石”
能在天上飞，能在地下走，这不是说哪一个动物，而是武汉科技大学程磊教授与学生带来的能行走的无人机。
“我们差不多是第一个想到这个点子，上面有六个旋翼，下面有四轮机构，关于机体的设计还有遥控器的设计，我们都有专利。”程磊说，一般飞行器的飞行续航时间在二三十分钟左右。但他们设计的这个飞行器能降下来行走实时传回画面，需要飞行的时候起飞，续航能力就能大大增加，这样的装置未来可以用于搜救。
他介绍，在无人机上装上四个轮子并不难，关键创意比较新，这个点子是学生与他一起讨论产生的。“我们这个项目从2014年认认真真开始做，到现在整整一年时间。”他说。
作为该项目团队成员的大四学生叶杏告诉记者：“现在的无人机非常多，也实现产业化了，创新就要另辟蹊径，我们做有轮子的无人机，已经得到了一些企业的认可，与他们正在接洽。”
在程磊看来，学生只要有创新的意识，努力去做是很容易“下蛋”的。但是，他有自己的担心：“根据我的观察，我们学生中，具有创新意识的本科生只有10%不到。”
“拿考研来说，创新实践会耽误时间，很多学生就会算账，觉得传统考研的路子要靠谱一些，这是人之常情，所以真正能参加创新实践的本科生在学校中并不多。”他叹了一口气说，“农村的孩子在创新上面做得不够，大城市的孩子要好一些。”
他认为，归根结底还是还是中学教育出了问题。“太狠了，以至于不少学生还是存在分数思维，有的孩子一到大学的环境中就‘放羊了’。”他无奈地说。
他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本科生坚持性还不够，研究生一般会在实验室学习和做实验，但是本科生只要老师不盯着他们，一个星期之后很多人就悄悄溜走了，所以在创新过程中能成功的本科生5%都不到。”
作为研究生导师，程磊认为，这样的情况正在逐渐改变。“我们在研究生面试中就有倾向，本科结果科研搞得比较好的学生参加复试，我们就有倾向性把他们优先招进来。专家们对考高分并不在乎，在乎的是学生的能力，这一点很多学生都意识不到。”
“发达国家的工科学生并不会把读书成绩看得非常重要，因为他们读书好坏的收入差别并不大。”他在英国的高校中带过博士生，在他看来作为工科的学生，快乐地学习非常重要，参加各种比赛反而能提升他们的兴趣。在他看来，这一点是中国学习工科的学生比较欠缺的。
大学生创新能力不足，在他看来，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学生，制度对老师的利益导向也存在问题。目前很多学校，教师在指导学生方面，好与坏和多与少都一个样，在教师的工作评价中并没有体现出来。
“要加大对指导学生创新实践的教师的回馈程度。”他说，“我现在是教授，没有评职称的压力，经济压力也小一些，所以我带学生就不会计较时间与收入，但是很多年轻的教师，他们生活压力很大，是不是能以此激励一下，让更多的老师愿意指导学生？”
在“挑战杯”上，记者观察到，任何一个好项目都离不开两点：老师支持和学生努力。可是，该如何撬动老师的力量呢？
浙江师范大学生化学院团委书记王志海告诉记者，“我们学校就有规定，指导本科生做科研项目，获得国家级比赛特等奖学校奖励10万元，一等奖5万元，二等奖3万元，三等奖1万元。”
王志海还介绍，为了让本科生一开始就进入学习状态，新生一进入该学院，就会给他们配备导师，一个老师带两三个学生。
不过，像准备“挑战杯”这样的比赛，团组织也有自己的烦恼：由于指导周期太长，学院团委有时候与老师沟通起来并不容易。他直言，为此学院专门划出7个项目名额，每个项目给2万元，作为支持老师指导学生课外研究的孵化资金，鼓励老师和学生参加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