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用新方法服务新青年

文/张木森

更好地直接联系和服务青年

《团章》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也就是说，共青团组织的基础在青年，动摇了这个基础，共青团组织的存在就失去了意义。

正如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秦宜智同志在一次团中央工作务虚会上所指出的“新青年的新特点新变化，是共青团工作创新发展的基本依据，也是开展工作最直接的逻辑起点”。共青团工作方式和方法无论如何改革，都不可能离开联系和服务青年这一基本目标。

“让服务更加及时、直接、有效，使群团组织真正成为群众自己的组织。”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李源潮近日在陕西调研基层群团改革时这样指出。他调研时所去的西安市雁塔区红专南路社区正在努力提高社区共青团组织“最后一公里”的服务能力，“让青年有事能找得到、帮得上，才能真正被青年人认可。”该社区团组织的负责人说。

“机关干部常态化下沉基层”是提升团组织直接联系和服务青年的有效举措。“我们要求省市团委实行专职团干部‘8+4’‘4+1’运行模式，每年50%的干部在机关工作8个月、在县以下基层工作4个月；在岗干部每周在机关工作4天、在基层工作1天。”据团省委负责人介绍说，“这样的工作方式，对于促进团干部了解基层、了解一线、了解青年的呼声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将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利用好

联系和服务广大青年，势必要满足广大团员青年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等方面的需求。但当下，随着社会的多元化发展，团员青年的需求也在日益多样化、复杂化。对于共青团组织而言，单纯依靠团组织本身的力量和财政有限的拨款，显然是没有办法真正服务好青年的。事实上，也不可能有任何一个组织可以凭借一家的力量服务好这么庞大的一个群体。所以，如何整合利用好各方面的社会资源，是共青团组织加强引领和服务青年能力的关键。

以筹措资金为例，团重庆市委在加大团组织经费保障的同时，支持共青团组织依法依规筹措发展资金，并建立募集、管理、使用全过程公开和社会监督评价机制，“使团组织筹措资金办实事的能力上了一个台阶”。而团广州市委发起的“志愿服务广交会”也通过吸纳社会资源来缓解志愿服务有项目没资金的尴尬局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管理伴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呈现出“小政府，大社会”格局，共青团组织只有适应好这样的趋势，充分利用好市场对资源调配的作用，才能够不断提升自身的组织和动员能力。

特别是在“互联网+”的时代， 当“众筹”等概念迅速被推广时，共青团组织的“众筹”势必也箭在弦上，“借力发力”“借梯上楼”“借鸡生蛋”“借船出海”……“取之于社会，用之于青年”，利用众多的社会资源来办好青年的事。

打铁还需自身硬

共青团工作的方式与方法改进，离不开团组织自身建设的加强。

组织建设实际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近年来，各级共青团组织在加强组织建设方面均有着相应的举措。但是，许多改革的举措，还仅仅是停留在增加组织数量、改进决策方式等基础方面，在指导理念上，还有待于近一步更新。

拿共青团组织解决服务青年“最后一公里”问题的举措来说，传统的做法，是在不同的界别、不同的地域增加团组织的数量，这种方式，固然在一定程度上会起到作用，但从市场经济条件下青年的流动速度来看，单纯依靠实体组织的建设是很难真正做到将团员青年切实“全面覆盖”的。而相应地，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蓬勃发展，让团员青年通过网站、微信、以及团组织专属APP等途径来找到团组织变得更加容易，仅2015年，广东青少年网络文明志愿行动的开展，就在全省建立了总数达87万人的青年网络文明志愿者队伍，足见互联网在联系青年方面的优势。

团的领导机构和民主化建设也是共青团组织需要大力加强的一个方面。如何让企事业单位、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中的优秀杰出青年参与到团的领导机构当中，如何让团组织的决策能够更加科学化、民主化，都是需要在不断地改革中进行探索的。

今年3月，团上海市委遴选产生了三名来自不同行业的兼职副书记，一举打破了团省委一级领导岗位均出自“体制内”的传统，重庆市则明确将高校、地方和国企以及农村、城市创业的青年作为了直辖市一级领导班子的来源，这种举措对团的领导进行了多元化，势必也会带来决策思维方式的多样化，进而推进团组织决策更加贴近基层、贴近实际。

而在加强团组织民主管理方面，今年，重庆市通过综合考评，有24名团支部书记因为被团员青年评为“不满意”，而被罢免“下课”，并支持这些支部均经过组织程序选举产生新的团支部书记。“重庆共青团组织创新开展团支部书记年度满意度测评工作，让全体团员当主角，把团员满不满意作为衡量工作成效的基本标准。”团重庆市委书记周波说，此项工作旨在聚焦群众的现实需求，倒逼团组织改进工作作风、增强工作实效。